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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锡伯族大迁徙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他们为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是我国北方不断迁徙的少数民族之一。东汉时期,鲜卑据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勒泰山的漠北高原,公元四至五世纪, 南迁至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政权,统一了北部中国,开始接受汉文化,渐渐融入汉族之中,还有一部分鲜卑人仍留在大兴安岭的森林和呼伦池的湖网地区,过着渔猎生活,居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

蒙元时期,锡伯族受蒙古人统治。归入清朝之前,仍系蒙古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1692年科尔沁蒙古把锡伯族献给清政府,锡伯族分别被编入镶黄、正黄、正白等满洲的上三旗。满族统治者害怕锡伯族人民居住在一起难以统治, 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锡伯族人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进行四次迁徙。

第一次是把锡伯人分别迁住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纳新建的木城;第二次是从1699 年至1701年,把这个地区的锡伯族迁至北京、盛京(今天的沈阳市)以及盛京所属的地区;第三次是在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 从东北锡伯族官兵中挑选千余人, 连同家眷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驻防屯田;第四次是清政府于1769 年(乾隆三十四年)从锡伯族里选出千余名官兵迁至云南边塞驻防。

蒙元时期,锡伯族接受了蒙古文化,使用蒙语蒙文,仍处在游牧文明时期。纳于清朝统治之后,清政府把锡伯族迁至齐齐哈尔,吉林乌都和伯都那,后又迁徙到北京、盛京,锡伯族也由游牧文明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文明,并逐渐放弃蒙文蒙语而接受满文满语、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而锡伯族历史上规模大、行程远、路途最艰苦、最令人刻骨铭心的西迁壮举给锡伯族文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深刻的。

锡伯族的西迁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也是锡伯族人的一次痛苦的生离死别,西迁使锡伯族的历史和文化得到了改写,西迁精神也渗透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灵魂中,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锡伯族西迁文化,为锡伯族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一方面,西迁锡伯族的精神得到洗礼和升华;另一方面, 西迁历史本身也成为其艺术文化的源泉。

为了充实新疆边防,清政府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开始陆续从东北和内地几省的西安、凉州、庄浪等地调遣满、索伦、厄鲁特兵移居新疆。锡伯族西迁就此开始。锡伯族的西迁极其艰辛,他们从盛京出发,经受了长途跋涉,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余里,到达伊犁河。途中锡伯军民越大兴安岭南端后, 经达来诺尔通蒙古各旗的驿道时, 曾在大漠深处凿井饮水,在今蒙古国版图上仍然有“锡伯吉尔孟”的地名。

行至乌里雅苏台过冬,启程时共拨给马两千匹、牛三千零三十六头,因长途跋涉, 牛甚疲瘦竟不能活,又遭瘟疫,共倒毙二千六百余头,仅存四百余头。虽然还有两千零九十匹马,但疲瘦生癞者有三百余匹, 其余马匹内能得力者亦少。行至科布多一带, 天气暴热, 阿尔泰山积雪融化,发源于阿尔泰山诸河一时俱涨,锡伯军民受困多日,所剩兵丁之口粮, 只足月余之食, 所借马匹、骆驼, 亦倒毙甚多, 管带协领阿木胡朗派人向伊犁将军府请求借济。在获得借济之前,余粮已尽,畜力短缺,沿途只得采摘野草,和着一点点粮食,聊以充饥。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 锡伯人后来每年春季采摘一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吃。他们还在通往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上架设浮桥渡河,至今还留有“锡伯渡”地名。

锡伯族的西迁是刻骨铭心的。锡伯族军民离开自己的故土和生身父母,扶老携幼,带着粮食、帐篷等日用杂物,带着故土的五谷种籽,带着刚刚离别的深切痛楚。 踏上遥远的万里征程,这支西迁的队伍显得多少有些无奈和悲壮。然而西迁的锡伯族不仅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同时也锻就了他们优秀的民族品质:其一,西迁中的艰苦历程培养了锡伯族坚韧执着的民族气质,赋予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使锡伯族在以后的屯垦戍边中屡建奇业。锡伯人到伊犁后不久,便组织开荒种地,他们疏通废弃多年的绰合尔渠, 引来伊犁河水灌溉农田。1802年总管图伯特经过多年实地测勘,取得伊犁将军松筠的支持,发动起几百号人历时近6 年时间,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一些人的生命,终于完成了一条深1丈、宽1丈2尺、东西长200 里的伊犁地区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人工开凿的大水渠, 当时称为“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察布查尔布哈”。锡伯族在新渠南北两边筑城堡定居, 很快开垦了78704 亩地。这个新渠同南山脚下的维吾尔屯田村庄相邻, 加强了锡伯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交往。目前这条渠的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几十万亩的灌区,灌区内年年五谷丰登,养活了数以万计的锡伯人民。

其二,锡伯族军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山万水,完成了西迁壮举,深化了锡伯族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西迁西北边陲的锡伯族人民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其三,离别故土的深切痛楚、客居他乡的万般无奈和西迁的历史使命,蕴育了西迁锡伯族深深的故土情怀,强化了西迁锡伯族民族感和国家感,促成锡伯族对家庭、故乡、民族、国家强烈的热爱和使命感,在他们的家庭、民族和国家面临挑战和遭受磨难时,他们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道光年间锡伯官兵在总管额尔固伦带领下,为了国土的统一,与张格尔的军队血战。1826年(道光六年)在喀什浑巴什河决定性战役中, 锡伯兵八百人背水一战,打败敌军。1828年锡伯族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和绿营兵胡超、段永福等在喀尔铁盖山活捉了张格尔。锡伯族额尔固伦、讷松阿、舒兴阿和德克精阿四人因在此次战役中立功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和嘉奖。咸丰末年,锡伯营总管德格印领本营五百官兵开往博尔霍吉尔与俄军作战,抵御沙俄入侵。1871 年(同治十一年) 沙俄入侵伊犁时, 锡伯、满、绿、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各营及民人均已同心能死, 不降外夷。沙俄占据伊犁后,锡伯族人民时刻准备把他们赶走。锡伯营总管喀尔蟒阿动员组织锡伯青年潜赴塔尔巴哈台,在荣全和金顺军前效力。还组织生产,为左宗棠西征大军准备军粮。其四,西迁途中,锡伯族军民风餐露宿、扶老携幼、共度难关,强化了锡伯族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锡伯族军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在祖国的西北边陲重建家园、生息繁衍, 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在锡伯族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迁徙民族面临环境的变异,生活动荡不居,往往产生巨大的感情波动和心理反差。从稳定而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到惜别故土奉命西迁踏上万里征途,再到西迁途中饱偿瘟疫流行、行途劳顿和生活难以维计的困苦,西迁带给锡伯族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西迁成为了锡伯族文化艺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了纪念西迁历史, 锡伯族人民把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锡伯族人称之为“西迁节”、“迁徙节”东北锡伯族称之为“怀亲节”。这一天,在新疆、东北、北京、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锡伯族人都会穿上盛装,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举行多种形式的节庆活动以纪念本民族西迁的重大历史。

解放以前, 新疆锡伯族人的农历“四·一八”节日大多是以庙会形式,在各牛录的寺院里举行。当时八个牛录都有自己的寺院,寺院里建有关帝庙、娘娘庙, 还有索木达庙等, 形成了集宗教、文化于一体的活动场所。每逢农历“四· 一八”节日来临,各牛录都在寺院里举行庙会,举办各种仪式,如“关帝磨刀”、“向索木达神祈求安康”、“向主管普天下生灵的娘娘神祈求多子多福”等。同时还举办射箭、摔跤、赛马、扭秧歌、跳大绳等文体活动。新中国成立后,1959 年新疆肖夫、吉庆等历史考察团赴辽宁省时东北和新疆两地锡伯族同胞得以相聚,时隔近两个世纪的梦想终于成真。随着相互来往的日益频繁,“西迁节” 也由民间举办发展为官方举办,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锡伯族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共同举办、庆祝这一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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