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采访

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文/祝勇

吴三桂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社稷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玩物丧志的开国元勋对于朝廷来说绝对是安全的同义词。假如说吴三桂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朝廷能让自己像明朝沐英,世世代代镇守云南,世袭亲王的爵位。但他想得太简单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功高盖主,更是人臣之大忌。因为他的功劳簿记得满满的,皇帝的英明就显不出来。更重要的是,昆明城里的万丈楼台,无疑是对紫禁城威严的巨大挑战,因为建筑本身就是野心的纪念碑,建筑的高度,标定着野心的高度。吴三桂的殿宇高达百丈,即使万里之外的北京,也无法视而不见。

危楼高百尺,下一句就是:手可摘星辰。

那颗星辰,就是皇帝朝冠上的那颗璀璨的龙珠。

昭仁殿里,康熙突然感到一阵冷风吹过自己的发际,他下意识摸了一下,头顶那颗龙珠还在。终于,一种警觉的目光,第一次自紫禁城的深处射来。

只是吴三桂毫无察觉。如花的美景和美女的细腰遮住了他的视野。

人到中年的吴三桂,不再有思考的能力。

康熙是一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行家里手。王辅臣本来是康熙派到甘肃去平定吴三桂造反的,他却因受到陕西经略莫洛欺压,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队哗变,愤而叛清,向莫洛军营发起突然袭击,莫洛被流弹打死。陕西是战略要地,叛军向南可与四川叛军会合,向北可挺进中原,长驱直入帝都北京,而当时的清军正云集在荆州,准备堵住吴三桂这股洪水,北京城虚空,大清王朝已命悬一线。朝廷实在没有力量再去对付王辅臣了,只能派一些蒙古兵前往陕西征剿,天寒马瘦,数千蒙古骑兵集结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整装出发。但康熙深知,对王辅臣安抚为上,频频摇动橄榄枝,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仅派人前往王辅臣营中,让他传达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都派了过去。送走了王继贞,康熙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长案前,提笔给王辅贞写了一封信:“……朕以为你与莫洛和衷共济,彼此毫无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勋。直到此次兵变之后,面询你子,始知莫洛对你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变遭意外,不能申诉忠贞,责任在于朕,你有何罪!……已往之事,一概从宽赦免。或许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激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虑畏惧,辜负朕笃念旧勋之意。”

这封信声情并茂,连顽石都能融化,史书记载,皇帝敕书一到,王辅臣就率领众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向北京的方向,长哭不已。疾风夹杂着他们的哭号,听上去更加凄厉。终于,几经周折之后,王辅臣决定归降大清。这一捷报飞报北京,让康熙脸上立刻露出喜悦之色,宣布将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冠将军”,命他“立功赎罪”,部下将吏也一律赦免。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并没有忘记对王辅臣秋后算账,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盛夏,正当清军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团团包围的时刻,王辅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诏书,命他入京“陛见”,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时候到了,从汉中抵达西安后,与部下饮酒,饮至夜半,老泪纵横地说:“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用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听了他的话,部下们痛哭失声,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王辅臣大怒,要拔剑自刎,部下只能依计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层一层的白纸沾湿,敷在他的脸上,看着那薄薄的纸页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样起伏鼓荡,直到它一点点沉落下来,王辅臣的脸上,风平浪静。

王辅臣不露痕迹地死了,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以这样不露痕迹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过了斩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斩,但其他降清将领就没有他幸运了。自康熙二十年年底,清军攻下昆明,到第二年五月,不到半年时间,吴三桂手下大量投诚清朝的将吏被康熙下令处死。为斩草除根,他们超过16岁的子女也在被杀之列,其余家眷亲属,没有死的也都终生为奴,流放到东北的苦寒之地。

康熙“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的庄严许诺言犹在耳,转眼就是一场残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条,显然也是靠不住的。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著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对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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